所谓“新浙派”是指五十年代以来活跃在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画坛上的三代画家，第一代以黄宾虹、潘天寿、陆俨少、李震坚、吴茀之等为代表，第二代以方增先、卢坤峰、吴山明、刘国辉、童中焘、何水法等为代表，第三代以陈向迅、林海钟、张伟民、宋柏松、张伟平等为代表。

在此之前，中国画的重镇是在北京和上海，原因是分别有“官”和“商”为依托；从此之后，中国画的重镇则移到了杭州，原因是有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的中国画教育为依托。由于学院体制的中国画教学，在 50 年代以后的中国画发展史上占有最重要的位置，而杭州之外的美术学院，主要的师资并非从旧传统过来的画家，如北京的于非闇、王雪涛，南京的傅抱石、钱松喦，西安的赵望云、石鲁，上海的吴湖帆、唐云，均不在学院，这就使得他们的中国画教学，所培养出来的第二、三代画家，作为中国画家，在“传统”的意义上显得不太传统。而浙江则不一样，由于开始时没有画院的建制，老一辈的传统型名家如黄宾虹、潘天寿、李震坚、吴茀之、诸乐三、顾坤伯等均被安置在学院中，并延请了上海的陆抑非、陆俨少加盟，成为中国画系的主要师资。这就使得浙美的中国画教学比之其他各地的学院，从教学的特色和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就显得更加传统。因此，当其他各地的中国画创作，因老一辈传统型画家的相继故世，传统的特色逐渐式微，浙江画坛的中国画创作，却能于老一辈画家故世之后，依然行进在传统的路线上。更何况，即使就老一辈画家而论，浙江画坛的力量之雄厚，比之其他各地也是有过之无不及的。例如，被学术界称为“ 20 世纪四大家”的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齐白石，有三家在浙江画坛；四家中活到 50 年代之后的有三家，又有两家在浙江；活到 60 年代以后的仅浙江的潘天寿一家。而对学院教学产生了最重大影响的，也首推潘天寿，即使黄宾虹，影响也大于短期兼职于中央美院的齐白石。

由于如上所述的原因， 50 年代以后的中国画坛，论传统，新浙派的创作力量及所达到的成就，在总体上要高于其他各地，而且越往后，越是在第二、三代画家身上显现出它的优势。如从 2002 年开始由全国政协所组织的各地“当代中国画名家邀请展”，这种优势可以看得非常明显。

中国画作品被作为商品推向市场，它的行情的涨落，首先便在于作品的质量即艺术的价值。既然新浙派的作品在总体上所达到的成就高出于其他各地，它的市场行情，自然也在总体上高出于其他各地。

再从买方市场来分析。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所复兴中国书画市场，作为大陆的买家，主要是一些民营的企业家。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有一个过程，开始时是以挂靠或承包的名义，因此而名不正言不顺。而到世纪末，民营企业正式名正言顺，浙江，尤其是沿海地区的民营企业，如温州、金华、宁波等地，便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一跃而居于全国之首。我们知道，九十年代前期，参与书画市场的浙江企业家还只是少数，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当时浙江的民营企业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从世纪末到新世纪初，伴随着浙江民营企业的迅速崛起、壮大，参与到书画艺术市场中来的浙江民营企业家队伍也迅速地扩大，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大陆买家之一。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饮水思源、不忘根本的浓重乡土情结，真所谓“月是故乡明”，与“月亮也是外国圆”的“现代”观念，不啻香壤。因此，海外的华人企业家，斥巨资回报家乡的事例，改革开放以来时有涌现。同样，大陆的民营企业家，当他们富起来之后，进入到书画市场，追捧本地的名家，也成为他们的重要投资方向之一。例如，北京的企业家多追捧北京名家，江苏的企业家多追捧江苏名家，广东的企业家多追捧广东名家，同样，浙江的企业家也多追棒浙江名家。有一个事例颇能说明问题。 90 年代时，黄宾虹的作品价格一直处于低速状态，远不如张大千、齐白石、傅抱石等，究其原因，正因为当时的浙江民营企业家尚未大规模地介入书画市场。而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地介入到书画市场，黄宾虹、陆俨少等的画价便一路飚升，与张大千等逐渐拉平。

由于浙江民营企业的总体实力较强，又由于浙江省的口号是“打造文化大省”，所以民营企业家们投资文化艺术的意识也较强，自然，浙江又成为书画买方市场的大省。新浙派画家的作品既是当今的中国画坛具有较高的质量，追棒它们的浙江民营企业家又具有较强的实力，而从总体趋势整个中国的书画市场行情还在持续看涨，因此，新浙派画家，无论第一、第二还是第三代，其市场的前景相比于其他各地，也就更具升值的潜力。

具体而论，老一辈的第一代画家中，黄宾虹、潘天寿都是开宗立派的大师，黄宾虹黑密厚重的五笔七墨，潘天寿登峰造极的意笔工写，不仅代表着二十世纪中国画史上的最高水平，足以与张大千、齐白石等相称，就是在整个中国画史上，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目前，黄宾虹的作品在拍卖市场每方尺约在 5 万元上下，潘天寿更因其作品的稀少，在 8 万元上下。这样的价位，虽与张大千、傅抱石、齐白石等逐渐拉平，但尚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应该尚有不小的空间可以开拓。陆俨少的笔墨之精，据他自述，是超过了石涛而不及董其昌，但他的章法之奇，则是超过了董其昌而可以媲美石涛的。人们通常把他与北京的李可染并称，但李的行情在 10 万元上下一尺，而陆则在 4 万元上下，以两家的成就，即使在博大崇高方面陆稍逊于李，陆应该还是有望攀升的。当然，同黄宾虹、潘天寿的作品，整体水平较齐不一样，陆俨少的作品，以六十、七十年代最精，八十年代稍逊，九十年代则过于草率，其行情也就不可能一律。

黄、潘、陆是浙江的全国名头，而同为新浙派第一代画家的李震坚、周昌谷、吴茀之、诸乐三、陆维钊、顾坤伯、陆抑非等，则介于地方名头和全国名头之间，他们的艺术，以守成为主，虽有所创新，但作为开宗立派是有所不足的。目前，他们的行情在拍卖市场上每方尺数千元至上万元不等，而以浙江买方市场之大，随着新一轮经济高潮的到来，预计也将相应提升。

第二代画家（有些介于第二、第三代之间）中，如方增先、卢坤峰、舒传曦、童中焘、吴山明、刘国辉、姚耕云、洪世清、曾宓、孔仲起、姜宝林、何水法、 卓鹤 君、顾生岳、徐启雄、张华胜等，也许出不了如黄、潘、陆那样的大师级人物，但从创新的角度，他们中的不少人，成就已超过第一代中的一些名家。尤其像以方增先为代表的素描加笔墨的新人物画，是五十年代以后中国画坛上的一个最重要成果，全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学的典范，成功地解决了传统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不仅对于新人物画，而且对于新山水画、新花鸟画的创作，也有积极的启示意义。目前，这一代画家的作品，在市场上的价格也在每方尺数千至上万元不等，撇开其中有个别的捧场情况，基本上还是货真价实的。而随着他们在画坛知名度和地位的持续提升，尤其从他们的作品不仅仅只是传统的守成，而更浓于时代的气息，在今后的市场上，其价位有望超过第一代中的一般名家。

第二代画家的艺术成就基本已经定位，即使今后还有发展变化，看来主要也属于量变而不太可能再出现质变。同样，他们作品的市场行情也基本已经定位，即使今后还有变动，主要也是随着买方市场的拓展而拓展。然而，第三代画家，如陈向迅、林海钟、张伟民、张伟平、唐勇力、顾震岩、王赞、何加林、徐默、卢勇、丘挺、宋柏松等，他们的艺术成就则尚未定位，自然，他们的市场行情也不可能定位。正因如此，所以，对于介于卖方市场（画家）和买方市场（收藏家）之间的中介人或中介机构（经纪人、画廊），他们也是最具投资潜力的画家。

与第二代画家一样，第三代画家也都具有强烈的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创新的意识。不过，第二代画家的创新，所关注的是“今天”的时代气息，而第三代画家的创新，所关注的则是“明天”的时代气息，返观第一代画家的创新，所关注的乃是“昨天”的传统气息。由于“明天”的太多虽可预期但又不可确定因素，他们的艺术，自然也就给人以更多“将会怎样”的诱惑。而从他们目前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既不能肯定他们中绝对出不了大师级的人物，又不能肯定他们中绝对会出现大师级的人物。但可以肯定，他们中的某些人，业已超越了第一代中的一般名家，今后还有可能超越第二代中的优秀画家。

不仅对于创新所需要体认的气息，他们与第一、第二代画家有所区别，而且，对于创新所需要继承的传统，他们与第一、第二代画家也有所区别。第一、第二代画家心目中的传统，基本上是明清的文人画传统，而第三代画家心目中的传统，则直探到晋唐宋元正规画的传统。根据文人画的传统，中国画的精义，“笔墨”是大前提，“绘画”是小前提；而根据正规画的传统，中国画的精义，“绘画”是大前提，“笔墨”是小前提。而在通常的认识中，往往把大前提作为唯一的前提，而把小前提认为可以抛弃不要。第一代中的个别画家如潘天寿和第二代中的大多数画家，虽然认识到了中国画不能抛弃“绘画”性，但如果不能从本来的关系上纠正“笔墨”是大前提、“绘画”是小前提的文人画观念，在没有深厚的国学文化修养如诗、书、画、印的三绝、四全等“画外功夫”作支撑的条件下，要想真正实现“笔墨”与“绘画”的有机结合完美统一，对于绝大多数画家，是勉为其难的。第三代画家则能清醒地看到，在今天的文化背景下，三绝、四全的几乎不可能性，幡然地把以传统的认识从大前提的立场重新拨正到“绘画”的“本法”上面来。这不仅对于新浙派的中国画，而且对于整个新世纪的中国画，都将引起革命性的改观。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画的艺术价值，不在于它的（绘画）技术含量，而在于它的（画外）文化含量，文化含量不高，技术含量再高，其艺术价值也是不高的。”这里，所谓的“文化含量”无非是在画面上题诗、钤印之类的三绝、四全。那么，试问，敦煌的壁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它们的文化含量高不高呢？可见，对于绘画来说，文化含量正是体现在用很高的技术含量来反映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庖丁从来没有研读过什么哲理书，也许他还根本不识字，但他专门研究宰牛的技术，达到“技进乎通”，试问，这样的文化含量高不高呢？所以，相比于整个中国画坛上大多数高倡文化含量而实质不具备国际文化修养的第三代画家盲目地追随文人画传统，对于浙江第三代画家的艺术探索前景，只要不是关心了大前提而放弃小前提，我们持充分的信心予以看好。

至于这一代画家的作品行情，目前，大多尚未被市场广泛地认可，即使个别画家，为一些有识的经纪人、画廊所包装、炒作，价位达到很高，但却属于人为的因素，而并不真正是出于市场的因素。当然，即使从人为的因素，这样的高位，与作品的艺术价值也还是相称的，而不能认为过高，至于大多数尚未被市场广泛看好的画家，价位则是过低了。

但是，第一，画家的炒作与明星的炒作不一样，由于明星的更替周期很短，红了四五年的明星成了旧星，就要被淘汰，所以，经纪人炒作一颗新星，二三年即可获得成功。而画家的更替周期很长，一旦成了“明星”，便将终其一生，个别的甚至会延续到其身后。而旧星不被淘汰，新星就很难在短期内大红大紫。例如，第二代画家在目前的走红，便与第一代中一般名家的被“淘汰”有所关联。所以，第三代画家要想普遍地真正走红，将要到第二代中一般名家的被“淘汰”也即二十年之后。从这一立场，目前被炒作的个别第三代画家，其人为价位，在今天显得过高了，十年左右期间是相称的，三十年之后可能太低了。

第二，由于第三代画家目前的艺术成就以及今后的前景之可观，只要价位适当，如 1000 至 2000 元左右一方尺，对于中介人和投资人，不妨加大宣传面和投资力度，则完全有可能在 5 至 10 年左右的时间内取得一定的回报。当然，被宣传的青年画家，应该充分地认识到画家与明星的不同处，对于经纪人、画廊，不宜提出过高的要求。

综而观之，新浙派画家的作品，是中国画艺术品市场中的一片沃土，尤其是第三代画家的作品，更是未被开垦的一片处女地，有待于经纪人、画廊、收藏家们的耕耘、开拓、收获。我们不妨期以十年，且看结果如何？二十年，又将如何？